中国燃气预计管道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销量将大幅增长
今天也许还需要一种针对后果的预防性伦理与法律。
另外，本文中的 传统印度法与 印度法律传统具有同样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可以相互替代。第二种用法是在 属地法意义上意指传统印度法 （Ｉｎｄｉａｌａｗ），即古代印度疆域内所适用的全部法律，不仅包括印度教法、佛教法和耆那教法等印度本土的法律，而且包括移植到印度的拜火教法和伊斯兰法，还包括古代印度的世俗法，如王令、地方和行会规章以及习惯法等。
美国印度法专家戴维斯认为，只有品德完美和吠陀学养深厚的人，才能诉诸 自我满足做出判断。关键词：达摩 宗教法 传统印度法 法律文明比较 一、导 言 以印度教为基础的印度法律传统源远流长，影响广泛，成为世界主要法律文明之一。在众神中，天神伐楼拿 （也译为 伐楼那或 婆楼那，他常常和密多罗一起）主要负责监督和惩罚破坏秩序的行为。他通过伐楼拿与达摩联系起来，表明部落首领权力开始强化，握有了解决纠纷的司法权。这些并非出自君王及其所属政府的宗教经典和权威法律文本，是法的主要载体，为印度教法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面临三个主要问题。此外，圣传经还包括两大史诗即《摩诃婆罗多》（Ｍａｈāｂｈāｒａｔａ）和 《罗摩衍那》（Ｒāｍāｙａａ），以及诸多往世书 （Ｐｕｒāａｓ）等。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领土主权国家变成列强（great power）并出现在全球舞台上纷纷建构殖民帝国时，法律多元主义始终是其国家法治秩序的内在组成部分。
(25) 然而，在这样一个法治国家中，如果有一群人时刻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国家，为国家和民族的永世长存而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为国家献身，那就意味着他们遵守一套不同于国家法的法，一套比国家法具有更高道德要求的高级法。(18) 对人大释法的政治功能和法律技艺的讨论，参见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三种是基于精神层面的自我认同差异而形成的法律多元主义，可以称之为精神性的法律多元主义或价值层次的法律多元主义。(8)这种批判法律运动往往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法治理论的批判。
加之近代以来我们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在批判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将中性的帝国概念也随之抛弃了，以至于中国知识界差不多丧失了健全的帝国意识和理解帝国的学术想象。而在国家法的基础之上，法律多元主义就是鼓励公民遵守比国家法具有更高道德伦理要求的法，从而在国家法的底线基础上，生长出自我规范、自我要求和自我期许的法，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多元主义有助于推动中国法学思考超越晚清法律移植以来形成的法律实证主义的国家法观念以及背后的主权国家政治想象，超越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法治塑造的权利（欲望）至上的生活价值观，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和价值尺度中思考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秩序建构。阶层冲突、利益冲突、行业冲突、地域冲突、族群冲突、观念冲突、性别冲突、代际冲突、价值冲突、信仰冲突等等叠加纠缠。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必须超越主权国家的清晰法律边界，而采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范式，利用法律多元主义的优势，在国家法和国际法层面上同时展开相互重叠、边界模糊多元的法律秩序的建构。(25) 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强世功著：《惩罚与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只不过此时的法律多元主义不再是中世纪教会法、封建法和国家法的并存格局，而是国内法、殖民地法和国际法构成的法律多元主义局面。正是在这样一种法律多元主义法治秩序中，法治不仅是现代社会解决问题的治理术，而且应当成为推动、鼓励人们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助推器。这种法治恰恰建立在多元社会且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国家司法是在面对法律多元主义的局面，并且只有在其他法律面对纠纷解决失效时，才作为被动消极的程序性仲裁者来解决社会的纠纷。
(6) 由此，法律多元主义就展现出了多元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物质利益的竞争，也包括对精神世界中生存意义的竞争。如果真的有什么左派和右派的划分，那么就在于右派踩在失败者的脚上为胜利者加冕。
由此，法律多元主义就展现为社会中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程度的精神生活，从而遵守严苛程度不同的法的约束。(5) 赵晓力：《祥林嫂的问题：答曾亦曾夫子》，载吴飞（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
如果说国家法是基于人的最低程度的欲望而构建起来的底线要求，那么国家就必须鼓励人们追求更高的有德性的生活。二 说苏力反对法治，无疑是对他的最大误解。这才是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应有气象。如何处理国际条约和外国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正是在法律多元主义的基础上，国家法治的重心不是立法，而是作为最后纠纷仲裁者的司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他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强世功著：《法治与治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2) 关于对国家与社会这个理论范式的讨论，参见强世功著：《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 四 中国历史上的天下秩序无疑是建立在法律多元主义的基础上。(14) 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著：《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个面孔》，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本文最初是对这次演讲的评议，这次发表做了修改和扩充。前面讨论的党规党法就是基于信仰价值追求不同而形成的法律多元主义。
中国现代法治的建构绝不是意味着要消灭法律多元主义将国家法定为一尊的律法主义（legalism），(28)相反要为多元社会生活开创法律多元空间。(26) 参见〔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 这个理论刚好契合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在与西方学术接轨过程中引入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一度成为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在法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们已经处在现代社会中
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给不发达国家贷款时，就会附加相应的政治条件，其中就包括要求这些国家必须采用美国的法律乃至民主制度，由此引发了民主震荡及与本土法律传统的悖离。(19) 四 中国历史上的天下秩序无疑是建立在法律多元主义的基础上。
这难道不是一幅生动活泼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图景吗？ 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理想，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秩序的理想构造。这种法律多元曾经出现在欧洲现代国家诞生之际，教会法、封建庄园法、复兴的罗马法、科学理性的自然法、商业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商人法等等，这种法律多元的局面就是西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法律多元。
(32) 在苏力讨论秋菊的困惑之后，法学界围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已经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文献。如果以这种理想作为建构中国法治的思考尺度， 那就意味着法律多元主义绝不是道路通向城市过程中的暂时现象。
本文注释 (1) 苏力：《秋菊的困惑与三杠爷的悲剧》，载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由此，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存在由此形成的精英与大众的基本区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法理学应当走出基于法律职业化的立法司法思考而形成的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各种理论范式，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展开对法和秩序有内在关联的法理学思考。(24)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强世功：《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宪制的建构与完善》，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23) 关于多元现代性的论述，参见〔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等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在我们的法理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法观和自由主义的法治观看起来是对立的，但由于二者共享了法律实证主义所支撑的法律一元主义，即都以主权国家作为政治想象，都突出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都否定法律多元主义，从而共同奠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观，构成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基础。
相反，必须将法律多元主义看作是法治秩序的常态，尤其是类似帝国形态的大国法治的常态。尤其在一个利益多元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地域、族群、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时，除非这种利益冲突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除非国家试图用刻板一元化的社会生活取代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生活，否则国家法治无疑应当秉持多元主义法律观。
(5) 苏力提出的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就已经展现了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只不过这种利益分化往往掩盖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法律与习惯文化之类的概念之下。(4) 梁治平著：《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